“華夷之辨”在古代中國的傳統(tǒng)文學書寫中廣泛存在。但這并不代表這種區(qū)別本身不容置疑。相反，通過描繪華夷之辨的區(qū)分框架，并辨別不同時期的“中”“外”之分，可以反思傳統(tǒng)的歷史敘事與文學傳統(tǒng)，從而獲得對歷史更為全面的認識。

　　在新書The Making of Barbarians中，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和文明系、比較文學系教授蘇源熙(Haun Saussy) 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將研究重點放在了1850年前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與翻譯實踐上。與其他將中國文學與西方、日韓的文學比較的傳統(tǒng)不同，蘇源熙教授在本書中嘗試打破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觀念，跳出比較文化視角的歐洲中心論，同時也跳出中國古代歷史敘事的中國中心論——揭示看似同質(zhì)的“漢字文化圈”中的多元，關注古代中國的翻譯實踐，將“邊緣的”、“野蠻的”放置于研究中心，幫助人們理解附著在文化之上的認識框架，從而幫助我們更好地回答“何為中國”，也幫助我們反思自己身份認同的形成。

　　6月11日，在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主辦的Global Asia and the Global Mediterranean 線上研討論壇中，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將與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中國辦公室聯(lián)合舉辦本書的新書研討會。在活動中，蘇源熙將分享他關于本書的研究和寫作的經(jīng)驗，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羅新教授將加入此次討論，對話將由將由哈佛大學南亞研究和比較文學博士生曲洋主持。具體活動信息請見文末。

　　大約在1850年之前，傳統(tǒng)中國的文化觀念將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這一點從“中國”二字即可體現(xiàn)，“宅茲中國”，出自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也是“中國”一詞迄今發(fā)現(xiàn)的最早來源。古人將自己的局域視為天下之中，其他與自己相異的人，則被視為居于邊陲——他們的文化相比而言顯得遜色，因而不受中心之人的青睞。鴉片戰(zhàn)爭后，這種情況開始改變，中國人開始認為自己生活在邊緣，需要接受所謂的“現(xiàn)代“、“全球化”，或者說西方的思維、行為和表達。

　　不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都存在著對中央與邊緣、自我與他者、文明與野蠻的區(qū)別。在這些二元對立中，文化被區(qū)分開來，在漫長的文明發(fā)展中，一些實踐和價值觀被挑選出來作為民族的核心或本質(zhì)。文學、歷史、書寫，這些依托于語言的意義系統(tǒng)，持續(xù)地塑造著人們對于群體及世界的想象，并經(jīng)由共同記憶和文化遺產(chǎn)，形成了群體的身份認同概念。在文化本質(zhì)主義的論調(diào)中，“主流”與“少數(shù)”變得涇渭分明，“中央”和“邊緣”界限清晰，群體意識被限于特定的模式規(guī)范里。

　　但若揭開這些群體想象的外衣，歷史的原貌可能遠比這些二元論更為復雜：中心與邊緣并不是單線的關系，而是充滿了復雜且動態(tài)的互動;自我與他者的劃分構(gòu)成了古代中國的國族想象，那些被刻畫為野蠻、邊緣的“野蠻人”、“夷人”，雖然在歷史與文學的記錄中很難進入中心視角，但卻是中華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華夷之辨”是古代中國的核心命題之一，但這并不代表這種區(qū)別本身不容置疑。相反，通過描繪華夷之辨的區(qū)分框架，通過辨別不同時期的“中”“外”之分，可以反思傳統(tǒng)的歷史敘事與文學傳統(tǒng)，從而獲得對歷史更為全面的認識。

　　“翻譯”——在不同的語言與意義系統(tǒng)中搭建橋梁——可以幫助人們意識到語言的邊界，以及語言背后所交錯的權力關系。翻譯體現(xiàn)著陌生、差異和不理解。存在一個必須通過翻譯來克服的鴻溝。而翻譯兩端的人可能會對差距深淺有著不同的估計。生活在中心的人，以及生活在邊緣的人，對于翻譯的重要性、翻譯的內(nèi)容有不同的理解。不同性別、階層，對翻譯的理解也可能不同。什么值得翻譯，什么可以被拿來比較，對于不同群體來說有著不同答案。這些不同的答案，體現(xiàn)了語言在不同場景中的具體應用，也為更新歷史敘事、引入新的研究視角，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在新書The Making of Barbarians中，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和文明系、比較文學系教授蘇源熙(Haun Saussy) 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將研究重點放在了1850年前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與翻譯實踐上。與其他將中國文學與西方、日韓的文學比較的傳統(tǒng)不同，蘇源熙教授在本書中嘗試打破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觀念，跳出比較文化視角的歐洲中心論，同時也跳出中國古代敘事的中國中心論——揭示看似同質(zhì)的“漢字文化圈”中的多元，關注古代中國的翻譯實踐，將“邊緣的”、“野蠻的”放置于研究中心，幫助人們理解附著在文化之上的認識框架，從而幫助我們更好地回答“何為中國”，也幫助我們反思自己身份認同的形成。

　　01 古代中國的“自我”與“他者”：從“書同文”到“九譯”

　　出現(xiàn)在中國早期歷史中的兩句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中”“外”觀念的形塑。第一句是通過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而實現(xiàn)的：“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這種對于中國一統(tǒng)的自豪以及愿景，也出現(xiàn)在張騫對漢武帝的奏表中：“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yè)，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對于軍事上的弱國，可以用漢人的商品和財富來吸引;對于武器很強的部族，則可以通過禮物和利益使得他們忠于漢朝。如果可以通過和平的手段贏得這些國家的尊崇，那么皇帝就可以將自己的領土擴大，吸引不同習俗和語言的人來到宮廷，要理解這些人需要經(jīng)過多重的翻譯。)“九”在這里是“許多”的意思。而“九譯”代表了一個國際交流的場景：漢朝人和說雙語的粟特人說話，粟特人轉(zhuǎn)譯給說雙語的巴克特里亞人，巴克特里亞人再轉(zhuǎn)述給安息人……這種層層遞進的翻譯鏈條，傳播了中國的消息，還可以將中央統(tǒng)治者的威嚴無限度地傳達到遠方的世界。

　　這兩句話體現(xiàn)了中國早期“中”“外”的區(qū)分：在中國內(nèi)部，有統(tǒng)一的文字;而在它之外，需要有無限個翻譯層次，來促成理解。當然，在中國內(nèi)部，有數(shù)以萬計的由山川、河流區(qū)隔開來的區(qū)域，也有百家姓、數(shù)千種方言。但這些差異都由共同的符號系統(tǒng)與交流規(guī)范聯(lián)系在一起。如果說，秦始皇一統(tǒng)中國的成就是創(chuàng)造了一套規(guī)則，那與之相對的，在中國之外的文化則被視為不受管制的、不可預測的、無限擴散的。“外人”被感知為“非我”，而“我們”與“自己”成為了統(tǒng)一性的體現(xiàn)。

　　“自我”與“他者”不是永恒不變的，群體的地理、文化和心理邊界也在不斷變化。依托于語言的劃分與區(qū)別，在歷史進程中通過對比具有了實際的意義。古代中國以漢字為中心，在東亞形成了獨特的“漢字文化圈”。“九譯”所代表的往往被稱為“夷人”的群體，在傳統(tǒng)文化史中常常被放置在中心邊緣。但“漢字文化圈”是否真如古代統(tǒng)治者所期盼的那樣促進天下一統(tǒng)?而“夷人”，是否能被完全區(qū)隔于中心之外?

　　02 “漢語文化圈”與“華夷之辨”：語言同質(zhì)與多元

　　在很多研究者看來，中國在早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以及形成了一套穩(wěn)固的文化傳統(tǒng)，且漢語傳播廣泛，因此古代中國是一個“沒有翻譯的世界”。在近代之前，除了佛教典籍之外，外國作品被翻譯為中文的很少。翻譯在古代并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在古代中國的統(tǒng)治者和知識分子看來，異族(或者說是夷人)的文化不值一提，也不值得翻譯。而書面文字的統(tǒng)一，使得中國與周圍的日本、韓國、越南一起，形成了特殊的“漢語文化圈”，翻譯也就顯得沒有必要。

　　但“書同文”，并不意味著差異不存在。蘇源熙認為，“漢字文化圈”并不是一個同質(zhì)的統(tǒng)一圈層，相反，它是一個足夠?qū)捤傻恼Z言系統(tǒng)，在其中存在諸多的語言挪用、濫用、諷刺以及破壞。漢字文化圈——這個“不需要翻譯”的區(qū)域——或多或少地只適用于直接接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更廣闊世界的一部分。它實際上是一種單一的文化模式，局限于某些地區(qū)的特定階層中。它主要是一種向外傳播中國文化的模式，是單向地從“中心”到“邊緣”的擴散。但即便是在韓國、日本、越南，這些漢字文化圈覆蓋的國家，其社會中的大量文化交流都發(fā)生在漢字溝通之外。

　　而且，古代中國與其他文化的交流，遠不僅是漢字文化的交流，在邊疆存在大量交流溝通，這其中就包括很多漢語體系之外的語言系統(tǒng)：比如粟特、契丹、滿洲、蒙古、黨項、吐蕃、印度、波斯……這些語言與文化系統(tǒng)，在和漢語文化體系的交互作用中，彼此排斥、同化、順從或改編。但在長久的歷史書寫中，以及中國的文化史傳統(tǒng)中，這些交流的存在，由于“翻譯的失敗”而沒掩埋——沒有翻譯、缺少翻譯、翻譯遺失、或是低質(zhì)翻譯，都使得歷史的書卷缺失了重要的角色。但“翻譯失敗”的地方，恰好也就是文化邊界顯現(xiàn)之處。因此，通過對“翻譯”本身的關注，通過古代中國的翻譯與文化交流實踐，可以看到不同于傳統(tǒng)中國歷史敘事的另一種視角。

　　03 比較文學方法論：從邊緣看中心

　　人們對“華”與“夷”的區(qū)別、以及“華”的定義的回答，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提出的，可以反映所處時代的優(yōu)先性和局限性。文學與文字，是理解這種區(qū)分框架的重要視角。文字不僅僅是紙上的標記，一個人所掌握的語言決定了其可交流的對象;而這種交際網(wǎng)絡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你是誰”。語言與自我互為因果、相互交織，將符號系統(tǒng)與個體身份聯(lián)系起來。

　　在蘇源熙看來，文學與語言，是中國人理解自我的核心方式。“文化”二字本身就代表著“以文化人”，通過教化，人們習得了治國之術與自我修養(yǎng)。但若局限于漢語的視角，安于“中心”的想象，盲目尋求中華文化的“本質(zhì)”，那人們就看不到被“文明”塑造出來的“野蠻”，看不到邊界中的交流與多元，看不到“邊緣”對于“中心”文化的塑造，也就失去了窺探歷史全貌的可能。

　　因此，蘇源熙在The Making of Barbarians中指出，與其探求“中國是什么”的答案，不如轉(zhuǎn)換視角，來看看古代中國由正統(tǒng)文化區(qū)分出來的“邊緣”，跳出“漢字文化圈”， 從邊陲出發(fā)，來增進我們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理解。

　　蘇源熙在本書中嘗試用文化史中的資料——即便這些記載本身是帶著偏見的——來將歷史中那些被長久忽視的對象，將由于翻譯失敗而消逝的聲音，帶入我們與過去的對話中。1850年前的中國，當時人們對于“翻譯”的認知和當今世界都大不相同。蘇源熙通過豐富的文本研究，從早期中國文學的夷狄之分、佛教典籍的翻譯與傳播、文學形式與主流傳統(tǒng)、邊塞詩與文人的流放邊疆等諸多實例出發(fā)，重塑了“翻譯”在前現(xiàn)代中國的社會意涵，以及翻譯所體現(xiàn)的文學與文化對于“中外”之分。通過將“沉默的聲音”、古代中國中心邊陲的“野蠻人”放置在書寫中心，蘇源熙展示了中國文化與其周邊文化之間經(jīng)常沖突、不斷變化、有時被淹沒的關系史。那些“翻譯失敗”的地方，也就是隱形邊界存在的地方。本書通過比較，描繪出了這些邊界與框架，從而開破了一個新的領域——從邊緣看中心，從世界的另一面來看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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