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語言學家尤金?奈達（Eugene Nida）博士誕辰110周年，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在這個特殊時刻，讓我們共同緬懷他所作出的主要貢獻。

奈達博士一生的主要學術(shù)活動都圍繞《圣經(jīng)》翻譯展開。在《圣經(jīng)》翻譯的過程中，他從實際出發(fā)，發(fā)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翻譯理論，最終成為翻譯研究的經(jīng)典之一。奈達博士根據(jù)翻譯的本質(zhì)，于1964年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動態(tài)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翻譯理論。1969年，他將“動態(tài)對等”換成“功能對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認為翻譯意味著交流，取決于聽或看譯文的人能了解到什么。按照他的觀點，判斷譯文的優(yōu)劣不能停留在對應的詞義、語法結(jié)構(gòu)和修辭手段的對比上，重要的是接觸譯文的人有哪種程度的正確理解；因此，談“功能對等”最根本的是必須比較原文讀者和譯文讀者是怎樣理解原文和譯文的。奈達博士強調(diào)，“翻譯是用最恰當、自然和對等的語言從語義到文體再現(xiàn)原文的信息?！?/p>

奈達博士有關翻譯的定義指明，翻譯不僅是詞匯意義上的對等，還包括語義、風格和文體的對等，翻譯傳達的信息既有表層詞匯信息，也有深層的文化信息?！皠討B(tài)對等”中的對等包括四個方面：詞匯對等、句法對等、篇章對等和文體對等。在這四個方面中，他認為意義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形式很可能掩藏原文的文化意義，并阻礙文化交流。根據(jù)奈達博士的翻譯理論，人們應以動態(tài)對等的四個方面，作為翻譯的原則，準確地在譯文中再現(xiàn)原文的文化內(nèi)涵。他的理論在實踐中不斷得到補充和完善，其發(fā)展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描寫語言學階段、交際學階段和符號學階段。他的理論本質(zhì)也從當初的描述性轉(zhuǎn)變成規(guī)約性，為我們建立新的翻譯理論模式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

為了準確地再現(xiàn)源語文化和消除文化差異，奈達博士認為譯者應該遵循以下的三個步驟。第一，努力創(chuàng)造出既符合原文語義又體現(xiàn)原文文化特色的譯作；然而，兩種語言代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類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現(xiàn)原文文化內(nèi)涵的翻譯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譯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現(xiàn)源語文化。第二，如果意義和文化不能同時兼顧，譯者只有舍棄形式對等，通過在譯文中改變原文的形式達到再現(xiàn)原文語義和文化的目的。第三，如果形式的改變?nèi)匀徊蛔阋员磉_原文的語義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創(chuàng)”這一翻譯技巧來解決文化差異，使源語和目的語達到意義上的對等。根據(jù)他的翻譯理論，文化差異的處理是與從語義到文體將源語再現(xiàn)于目的語緊密相聯(lián)的。只有當譯文從語言形式到文化內(nèi)涵都再現(xiàn)了源語的風格和精神時，譯作才能被稱作是優(yōu)秀的作品。

作為語言學翻譯理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奈達博士率先把信息論、符號學和詮釋學引進了翻譯理論，還在翻譯史上第一個把社會效益（讀者反應）原則納入翻譯標準。這不僅為翻譯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找到了充分的理論依據(jù)，同時使得翻譯學的跨學科橋梁作用更為顯著。在中國，奈達博士的翻譯理論在當代西方翻譯理論中介紹得最早、最多，影響也最大；尤其是他提出的開放式翻譯理論原則，打破了中國傳統(tǒng)譯論中靜態(tài)分析翻譯的標準，得到了廣大中國翻譯理論家及翻譯工作者的接受。1997年奈達博士曾經(jīng)參加在上海外國語大學舉行的“上外翻譯研討會”；應會議邀請，其忘年之交、中國著名學者周海中教授介紹了奈達博士對翻譯學科的重要貢獻及其學術(shù)思想，另外他還介紹了奈達博士對中國譯界的重大影響以及對后學的無私幫助。

奈達博士以其博學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譽世界。他單獨或合作出版著作40多部，發(fā)表論文250余篇；另外他還有13本專供《圣經(jīng)》譯者使用的參考書。他的第一本專著是1946年出版的《<圣經(jīng)>翻譯》（Bible Translating），最有影響的是1964年出版的《翻譯的科學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其次要數(shù)1969年與查爾斯?泰伯(Charles Taber)合著的《翻譯的理論與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他的豐碩學術(shù)成果，是與他兢兢業(yè)業(yè)、不斷探索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分不開的。雖然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奈達博士的翻譯理論就不斷受到各種質(zhì)疑和挑戰(zhàn)，但是其理論卻在翻譯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方面受到了廣泛關注。

奈達博士青少年時就成為一名基督教徒，并且在教堂里接受“基督為我的救世主”的召喚。但他是一個將學術(shù)和宗教嚴格分開的人；他從不在學術(shù)場合談論與學術(shù)無關的議題。中國翻譯理論家葉子南教授在2011年第5期《中國翻譯》上撰文悼念奈達博士時特地提到此事。由于奈達博士在學術(shù)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他逝世時，美、英等國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每日電訊報》等都作了報道，并對他的學術(shù)貢獻給予高度評價。

文/馬琳（作者單位：澳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