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菲弗爾任教于比利時魯汶大學（Leuven University)比較文學系，后轉職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絲汀分校（Univeisity of Texas, Austin)。他在翻譯研究方面的工作源自他對多元系統(tǒng)理論(polysystem theory)的濃厚興趣以及他與操縱學派（the Manipulation School)的密切聯(lián)系。雖然有些人認為勒菲弗爾更接近一個系統(tǒng)理論家，但他后來在翻譯和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在許多方面對于文化轉向的形成起到了橋梁作用。他的這些學術觀點在其著作《翻譯、重寫和文學名聲的操縱》（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得到充分闡述。

勒菲弗爾尤其注重考察“十分具體的因素”，因為這些具體的因素系統(tǒng)地支配著對文學文本的接受或拒絕；這些具體的因素“如權力、意識形態(tài)、機構組織以及操縱之類的問”。處于這種權力位置上的人，正是勒菲弗爾所說的“重寫”文學、操縱大眾消費的那種人。此種重寫的動機可以是意識形態(tài)性的(順應或反叛主流意識形態(tài)）,也可以是詩學性的(順應或反叛主流詩學)。勒菲弗爾所舉的一個例子是費茲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費茲杰拉德在19世紀翻譯(或重寫)波斯詩人俄默?伽亞姆(Omar Khayyam) 的作品。費茲杰拉德認為波斯人生性笨拙低劣，認為自己應在其譯文中“展現(xiàn)自由”，同時也使之更符合當時西方文學的規(guī)范。

勒菲弗爾(P.9)聲稱，“相同的重寫的基本過程在翻譯、歷史研究、文集編撰、批評行為以及編輯工作中都會呈現(xiàn)出來。”這種“原文” 寫作研究和譯文寫作研究的結合，表明翻譯正融入普通的文學批評之中。然而，翻譯本身正是勒菲弗爾著作的中心所在：

翻譯是ー種最為顯著而易辨別的重寫，它也可能是最有影響カ的，因為翻譯能夠實際反映出ー個作者的形象，反映出能夠超越原語文化界限的那些作品的形象。

                                                                                           (Lefevere，1992a ： 9)

根據勒菲弗爾的描述，在這種文學系統(tǒng)中，翻譯的功用是由三種主要因素決定的，它們分別是:（1)文學系統(tǒng)內的專業(yè)人員，（2)文學系統(tǒng)外的贊助者，（3)處于主流地位的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