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勾勒的翻譯解析應該和“規(guī)范”研究作仔細的區(qū)別。文學、社會、文化等規(guī)范研究在一定層面上制約著每個社會的翻譯行為。這些“規(guī)范”隨歷史的變遷而改變，從來不是僅僅和翻譯相關，事實上它們適用于任何寫作行為。本文的解析恰恰與之相對，關注的是翻譯中固有的變形的普遍原理。很顯然，在具體文化的具體歷史時期，這些原理會與支配寫作的系列規(guī)范重疊：如新古典主義時期及其“不忠之美人”的翻譯觀。然而這種巧合是短暫的。雖然在20世紀我們不再遵循新古典主義的規(guī)范，但是變形的普遍原則從未停止發(fā)生效力，它們甚至與那些操縱寫作和翻譯的新規(guī)范開始分庭抗禮。

同時，以上解析的變形傾向并不是非歷史性產物。在本來意義上，它們是歷史性的。它們以希臘思想，更確切地說，是以柏拉圖主義為基礎談論翻譯的影子?！胺g的影子”(the figure of translation)在這里是部署譯文的形式，以及譯文表現(xiàn)出的自我形象。從一開始，西方翻譯就是意義的修飾性恢復，以柏拉圖的典型觀點為基礎，將精神與字面（letter）、意義與詞語、內容與形式、可感與不可感作為對立面分隔開來。今天，大家已經公認，翻譯(包括非文學翻譯）準能制作出一個“清晰”、“優(yōu)雅”的文本(即使原文并沒有這些特質）。這一公認的觀點其實呈現(xiàn)了柏拉圖式的翻譯的影子，即使這是無意識的觀念。

上文提到的所有傾向都會導致一個同樣的結果：文本的譯文比原文更“清晰”，更“優(yōu)雅”，更“流暢”，更“純凈”。它是為了意義的表達而破壞字面。

盡管如此，柏拉圖式的翻譯的影子也并非什么要在理論上或意識形態(tài)上加以指責的“謬誤”。因為它是作為翻譯絕對唯一的可能性而確立的，確切地說，也就是對意義的恢復。其實所有的翻譯就是、且一定是意義的恢復。

問題在于這是否是翻譯僅有的、最終的任務，或者除此之外，它是否還有別的什么任務。就翻譯的解析和譯者相關的變形傾向的解析來看，事實上我們是預先假定了直譯（literal translation）文本的存在。此處的“直”是指依附作品的字面（the letter of works)，在翻譯字面上下功夫比在意義的恢復上更有價值。正是通過在字面上的努力，翻譯一方面恢復了作品獨特的指示過程，而不僅是意義，另一方面改變著譯入語。是翻譯刺激了偉大的西方語言的生成與再生，因為它在字面上的努力深刻地改變了譯入語。如果只是簡單的意義恢復，翻譯將永遠不會扮演這樣影響語言生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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