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是英國啟蒙運動時期最著名的古典主義詩人，同時還是著名的批評家和翻譯家。1711年蒲柏發(fā)表了《批評隨筆》(An Essay on Criticism)，一舉奠定了著名批評家的地位。蒲柏十分推崇賀拉斯的理論和創(chuàng)作，認為那是詩歌寫作的典范，蒲柏本人十分擅長英雄雙韻體詩歌形式，《田園詩集》（Pastorals,1709）便是其年輕時期的代表作。蒲柏古典主義的審美立場促使他投身于古希臘作品的翻譯。自1713年起，蒲柏開始翻譯荷馬史詩，1715年《伊利亞特》（Iliad）第一卷的四本出版，五年后的1720年，他將整部史詩翻譯完畢。后來，他又和另外兩名譯者合作，給《伊利亞特》譯本作注，同時還把荷馬的《奧德賽》（Odyssey)翻譯成英文，并于1726年出版。他的這些譯本獲得了廣泛的好評和贊譽，翻譯也成為他文學方面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成就。

到了19世紀，即文學史上所謂的浪漫主義時期，英國譯壇涌現(xiàn)出一批重要的翻譯家，其中包括卡萊爾和加尼特?？ㄈR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著名的諷刺作家、歷史學家、評論家和翻譯家。他年輕時期在愛丁堡大學接受了高等教育，畢業(yè)后曾回到家鄉(xiāng)，后來又重返愛丁堡大學，并對德國文學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卡萊爾本人深受德國超驗主義的影響，曾發(fā)表過一系列相關(guān)論文。他深入研究了德國文學和哲學，并將它們翻譯成英語，其中就包括德國著名作家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年代》以及席勒的劇作?？ㄈR爾的翻譯將德國文學介紹到英國讀者面前，他的譯作在當時有很大的影響，因此他在德國享有很高的聲譽。他的其他代表作品包括《衣裝哲學》、《法國革命》、《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業(yè)績》和《過去與現(xiàn)在》等。

加尼特（Constance Garnett,1861-1946）生活在19世紀后半期和20世紀上半期，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英譯的主要翻譯家，也是最早將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譯介到英國的翻譯家之一。中學畢業(yè)后，加尼特靠政府設立的獎學金資助上了劍橋大學，與一群來自俄羅斯的流亡者有密切聯(lián)系，并在他們的幫助下自學俄語。1893年，加尼特遠赴莫斯科，與當時俄羅斯的很多作家都有過接觸，從此畢生投身于俄羅斯文學的英譯事業(yè)。她翻譯過很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除上述三位外，還有普希金、屠格涅夫和果戈理等重要作家。她翻譯的重要作品有《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馬佐夫兄弟》、《罪與罰》、《決斗》、《契訶夫小說選》、《父與子》、《賭徒》、《白癡》、《死亡之屋》等。加尼特一生共翻譯了70部俄羅斯文學作品，她的譯文行文流暢自然，可讀性強，風格獨特，因此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與她同時期的英國作家像康拉德和勞倫斯都對她的譯作表示贊許。直至今天，加尼特的很多譯本仍然被公認為是俄羅斯文學的標準英譯本。

縱觀近代三百年英國的翻譯狀況，人們可以發(fā)現(xiàn)，隨著教育的普及，能讀會寫的人大大增多，加上印刷出版業(yè)的進步和發(fā)展，大眾讀者的興趣已經(jīng)不再局限于宗教典籍和古典作品了，他們對歐洲其他國家的文學、尤其是同時代的作品表現(xiàn)出了濃厚的興趣，同時他們也很關(guān)注流行小說、游記和歷史傳記等各種體裁和風格的作品。與此同時，英國譯壇在翻譯對象的選擇上也出現(xiàn)了一些新變化。最明顯的在于，18世紀之前，英法文學間的關(guān)系比較密切，但到了19世紀，英國和德國文學間的交往逐漸增多。另一個變化是譯者的身份趨于多樣化。譯者中有的是以翻譯為職業(yè)；有的僅僅將其視為一種業(yè)余愛好；有的本人是作家，翻譯只是他們另外一種形式的創(chuàng)作；還有的是身在學院，以教書為業(yè)，翻譯則是他們學術(shù)生活的一部分。1不同的譯者身份帶來了翻譯方法的多樣化以及翻譯對象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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