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翻譯交際說。奈達把通訊論和信息論用于翻譯研究，認為翻譯就是交際(Translating means communicating)。二次大戰(zhàn)后，不僅廣告家、政治家、商人十分重視語言的可懂性，而且學者、作家、編輯、出版家和翻譯家也都認識到：任何信息倘若起不到交際作用，就毫無價值可言。因此，評判一篇翻譯是否成功，首先要看它能否被接受者即時看懂，能否起到思想、信息、感情的交流作用。于是，在翻譯研究領域里，諸如“交際翻譯”、“功能翻譯”以及與之相關的“同等反應論”、“同等效果論”、“同等作用論”、“同等力量論”等形形色色的名稱與說法，猶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而奈達所提的“翻譯即交際”以及下面討論到的他的“讀者反應論”、“動態(tài)對等論”、“功能對等論”，也就成了西方翻譯研究領域交際學派的一個重要代表。

奈達“翻譯即交際”一說的理論基礎是語言共性論。奈達和雅各布森一樣，認為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都具有同等的表達能力，能使說該語言的本族人表達思想，描述世界，進行社會交際。論點立足于一個“同”字，例如，在生產(chǎn)力比較發(fā)達的國家，語言中會出現(xiàn)不少科技詞匯，而在生產(chǎn)力不太發(fā)達或很低的國家，語言中便可能缺乏科技詞匯，但這并不等于說后者在表達能力上次于前者，而只能說明在不同的語言里，人們對于語言有不同的要求而已。缺乏科技詞匯的語言，并不是因為該語言不能產(chǎn)生科技詞匯，是因為說該語言的人沒有或暫時沒有使用科技詞匯的要求。一旦有了這種要求，語言中就會出現(xiàn)相應的詞匯，或是“土生土長”的科技詞匯，或是從外來語移植過來的“洋”詞匯。總之，各種語言的表達效能是一致的。

奈達認為，翻譯的首要任務是使讀者看了譯文就能一目了然。這就是說，翻譯的行文要流暢自然，讀者無需源語文化背景知識就能看懂。這就要求在翻譯中盡可能少地搬用生硬的外來語，盡可能多地使用屬于接受語的表達法。例如，在蘇丹的一種語言里，對“悔過自新”這一說法如采取直譯，就會使人們感到茫然，而應譯成當?shù)厥煊玫摹霸谀衬橙嗣媲巴厣贤绿怠?。又如，在沒有“雪”的語言里，“白如雪”可能令人不解，而應說“白如霜”或“白如白鷺毛”等相應的慣用法。又如在古代的西方，人們見面打招呼的習慣是彼此“神圣地親吻”，而到現(xiàn)在則應變成“非常熱情 地握手”。

在某種意義上，翻譯交際說是奈達翻譯思想第二發(fā)展階段的主要標志之一，也是他整個思想體系最大的特點之一。特別是在《翻譯理論與實踐》發(fā)表以后，奈達的翻譯交際理論在西方翻譯界，包括東歐和蘇聯(lián)翻譯界，都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這一點從德國萊比錫學派的許多理論家如卡德、紐伯特以及蘇聯(lián)交際功能派的利沃夫斯卡婭等人的著述里即可看出。

（三）動態(tài)對等說。這是奈達翻譯理論中最為人們熟悉的一個說法。所謂動態(tài)對等的翻譯，實際上就是翻譯交際理論指導下的翻譯，具體說來是指“從語義到語體，在接受語中用切近（原文）的自然對等語再現(xiàn)源語信息”(Nida et al，1969： 1)。在這個定義中，有三點是關鍵：一是“自然”，指譯文不能有翻譯腔；二是“切近”， 指在“自然”的基礎上選擇意義與原文最接近的譯文；三是“對等”，這是核心。 “自然”也好，“切近”也好，都是為尋找對等語服務的。翻譯中沒有絕對的對等，但譯者應在尋求“切近而又自然的對等語”上下功夫。在這一方面，翻譯必須達到四個標準：（1）達意；（2）傳神；（3）措辭通順自然；（4）讀者反應相似。很明顯，要達到這四個標準，內容與形式之間無疑會出現(xiàn)某些難于調和的矛盾，有時不是形式讓位于內容，就是內容讓位于形式，在一般情況下，為了保存內容，必須改變表現(xiàn)形式。內容是首要的，但同時又不能絕對化。應當看到的是，在任何語言信息中，內容和形式往往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特別是在文學翻譯中只管內容不顧形式，通常 反映不出原文的美感，使譯文顯得枯燥無味；只顧形式不管內容，則不能忠實地表 達原文的信息，使譯文顯得華而不實。譯者不得機械地理解內容與形式統(tǒng)一、內容先于形式的原則，因為說到底，翻譯（特別是譯詩）是一種“再創(chuàng)造”，而不是“再生產(chǎn)按照奈達的定義，動態(tài)對等的翻譯不等于傳統(tǒng)上的“自由翻譯”或“活譯”，因為動態(tài)對等翻譯有嚴格要求，它要求接受語文本在不同的語言結構里盡可能完滿地 再現(xiàn)源文本旨意；而自由翻譯或活譯則沒有此種要求，自由翻譯往往是譯者毫無節(jié)制的自由發(fā)揮。

雖然奈達的翻譯交際理論和動態(tài)對等之說一直到60年代、70年代才廣為人知，但這些基本理念在他的早期研究中即開始形成。事實上，自50年代他擔任美國圣經(jīng)公會翻譯部執(zhí)行秘書數(shù)年之后起，奈達即已開始用動態(tài)對等翻譯理論來指 導《圣經(jīng)》翻譯的實際工作。當年出版的《圣經(jīng)?現(xiàn)代英語譯本》就是根據(jù)這個理論譯成的。該譯本出版后，贏得了讀者普遍贊譽。從50年代直至今時今日，特別是在美國圣經(jīng)公會組織的翻譯項目中，譯者普遍遵循的一直是動態(tài)對等翻譯理論。因此，至少在《圣經(jīng)》翻譯領域，奈達的這個理論較好地顯示出了它的實用價值。

（四）翻譯功能說。奈達從社會語言學和語言交際功能的觀點出發(fā)，認為翻譯 必須以讀者為服務對象。要判斷一部譯作是否譯得正確，必須以讀者的反應為衡 量標準。譯文讀者作出的反應如果基本等同于原文讀者對原作的反應，那就可以 認為這部譯作是成功的。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注意語言交際的動態(tài)特質，不僅要考 慮到語言詞匯本身的意義和翻譯，同時還要考慮到在語言交際中由于各種因素和 語言環(huán)境所產(chǎn)生的語用意義以及這種意義的翻譯。動態(tài)地再現(xiàn)原文主要表現(xiàn)在對 以下因素的考慮：（1）語言交際的內容；（2）語言交際的參與者（包括作者與讀者）；（3）說話寫作的過程；（4）語言交際中使用的具體語言（如特定方言）；（5）傳遞內容 的具體方式。這就是說，翻譯要想達到預期的交際目的，必須使譯文從信息內容、 說話方式、文章風格、語言文化到社會因素等方面盡可能多地反映出原文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