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tǒng)，是文化信息的載體。翻譯中兩種語言的差異，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文化背景的差異。文化的含義有廣義的，也有狹義的。狹義的指思想、宗教、文學、藝術等。廣義的包括一個民族在物質(zhì)上、精神上的一切成就，既有精華，也有糟粕，如政治上的組織典章制度，經(jīng)濟上的商行貿(mào)易，社會方面的衣食住行，外加狹義部分的所屬。由此可見，語言是文化的最特殊的組成部分。它是文化的基礎，文化通過語言才能得以保存流傳，因而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受文化的制約和影響，直接地反映文化。
翻譯要傳輸?shù)氖窃Z民族的文化信息，因而譯者首先應對異族（原語民族）文化有所了解，以便傳達時表現(xiàn)的是原語的文化信息，而不至于成了譯語的文化信息。一般說來，譯者不能背離原作所潛含的文化信息，更不能篡改和歪曲原語民族的文化。翻譯轉換要改變的是語言外殼，而不是語言所載的信息內(nèi)容。若是必然要損失的文化信息，則另當別論，這已不是譯者的主觀過錯，而是文化溝通中的一種現(xiàn)象。
當然，兩個民族文化中相似的文化現(xiàn)象也的確存在，因為不同的民族要反映同一客觀事物和社會現(xiàn)象，他們的思維方法和考慮問題的角度有時不可避免地相同和相似，這并非偶合。譬如，同是比喻趁混亂之機大撈私利，漢語有“混水摸魚”，俄語有ловить рыбу в мутной воле；英語中有to catch fish in turbid water。又如與“終成泡影”對應的俄語有лопнуть как мыльный пузырь，英語有to burst, like a soap-bubble。
文化信息還存在相異的一面。翻譯中求同易，求異難，對待不同的文化信息，我們奉行尊重異族文化原則，能夠用譯語民族文化信息套用的，主張洋為中用，請君入甕；不能套用的，則要作有根據(jù)的改頭換面，移植仿造，就像舶來不著衣的維納斯一樣，否則，一味地強行套用，勢必削足適履。損害原語的民族文化信息，結果是差強人意，好比是給維納斯穿上了小紅兜，叫人哭笑不得，很是倒胃口，再也談不上什么欣賞了。比如說宗教問題。公元前988年基督教傳入俄羅斯，被定為“國教”，直到今日俄羅斯人和白俄羅斯人信奉東正教，烏克蘭人信奉天主教，東正教作為基督教的三大派系（天主教、新教、東正教）之一，其神職人員級別排為：牧首一都主教一大主教一大司祭一修士。而在中國較為流行的是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佛教中最低級教徒是尼姑、和尚，遇到мoнax，倘若不深入文化層次去挖掘所譯材料的潛在文化信息，貿(mào)然從詞條義項“和尚、修士、道士、出家人”中選擇，是會出錯的，這也是譯者常出類似錯誤的原因。
含有文化沉淀的語言現(xiàn)象常有：歷史人物和事件，專用地名，某些術語，文學神話典故，特殊的典籍制度，風俗習慣，俗語，諺語，比喻，雙關語等。拿“文藝復興”一詞來說，在西語中僅“復興”一個意義，漢譯非稱“文藝復興”不可，給“復興”加個定語“文藝”，既無必要，也易引起誤解。因為復興所代表的是對古文化的一種懷念，是古文化的復興，是把古希臘羅馬的人文主義文化從中世紀基督教的蒙昧主義中拯救出來，其貢獻不僅在文化，最主要的貢獻是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漢譯為“文藝復興”，把它的涵義縮小了，但也是出于無奈，因為僅說“復興”是不夠清楚的，不能構成專有名詞，也就是說，是為了照顧漢語的表達習慣。因此，歷史術語和哲學術語的翻譯僅從字面上翻譯是不困難的，必須同時考慮其文化內(nèi)涵才比較完整（參見許國璋，1991：243）。
接著他們用繩子五花大綁，把節(jié)振國捆得像個粽子似的、又是一陣拳打腳踢。節(jié)振國的嘴里鼻孔里鮮血直冒。
They gave him a good cuff and kick, trussed him up like a fowl and then went on walloping and. kicking him wgain till, his nose and mouth were a bloody pulp.
在漢語文學作品中，描寫綁人用繩索套住脖子并繞到背后反剪兩臂時，常用“五花大綁”一詞，用作比喻的常是中國特色食品—一粽子，江南的粽子做起來像個立錐體，每一面上總斜叉著幾條細繩索或野草系著。本例中英譯文無法直接反映這一文化特色，最好的方法也就是加注，西譯者未加注釋，直接用另一個形象fowl替代，已沒有了原文的形象，文化內(nèi)涵失卻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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