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4：
逐字逐句或行間釋譯的《圣經(jīng)》譯本是翻譯的本質或理想狀態(tài) (Benjamin, 1972:21)。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這一論斷也許并不是要我們拋開路德的《圣經(jīng)》譯本，去讀文法不通、逐字對應的譯本。他只是指出一種理想狀態(tài)——逐字翻譯(interlinear translation）可以得到可讀性強，又能被接受的功能“對等”的目標文本。
至少就語用層面(這里指功能）來說，其他的觀點更直白，盡管并未提及形式。
例5：
對于機械維修文件之類技術性翻譯而言，優(yōu)秀譯作的標準就在于它所傳達的信息和知識的數(shù)量。在操作層面，評判的標準就是譯文使用者能否像原文使用者一樣對裝備進行維修。（Brislin,1976:14）
在我看來，關于譯論或譯法的陳述，最有趣的觀點莫過于譯者對自己翻譯活動的評價。通常譯者不必對自己的譯文作評論，除非感到譯文可能有悖讀者的期待。
(d) 譯文使用者的介入
就翻譯而言，其“社會化過程”不僅指我們閱讀譯文的經(jīng)歷 (從使用說明、電腦手冊到古典戲劇)，而且包括我們在學校的語言教學過程。因此，“標準”的譯文使用者所持的普遍翻譯概念極具模糊性，有關讀者期待的問題都只能在具體的情境下作答。
(e) 多語譯本的比較
總的說來，尋找盛行于某一文化社群普遍的翻譯觀點似乎頗為棘手，因此，我建議使用從下至上的方法：從遇見的具體翻譯問題開始，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往往是由規(guī)范性慣例決定的 (主要是語用層面的跨文化翻譯問題，參見Nord,1987）。
通過比較同一原文的不同語種的譯本，我們可以看到，不同譯語文化中處理同一翻譯問題時有各自不同的途徑。從它們對問題的一般或大部分解決方法，我們也許能推測出更普遍的創(chuàng)構性慣例，比如關于文本類型和翻譯類型之間的關系。
盡管如此，對這些具體問題的分析還是能使我們接近創(chuàng)構性翻譯策略。對比西班牙語和德語文學作品中對個人姓名的翻譯，我們可以看出兩種不同文化迥異的慣例。
例6：
在文學文本的德語譯文中，個人姓名(包括教名）通常保持原文的形式不變（當然，我們應該考慮到，在德語中的同名，讀者會在發(fā)音上略作改動）。外國名字用來“突顯”故事的文化背景。在西班牙語的文學翻譯中(或在西班牙文學中），教名通常用西班牙語形式，人們似乎對出現(xiàn)一個法國姓和西班牙教名組成的名字毫不介意。在馬克斯·奧伯（MaxAub)創(chuàng)作的西班牙戲劇中，以法國為背景，那些法國人的名字是Josefina Claudio, se?ora Bernard 這樣的法西混合形式，但在該劇的德語譯本中，這些人名變成“Joséphine”、“Claude”和“Madame Bernard”這樣地道的法國名字（參見Aub,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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