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障礙來源于信仰、價值觀、生活方式等等背景的差異。對于本民族所特有的藝術形式或特產，在翻譯時如果過多地依賴于簡單類比的方式，只是將對方語言中類似的名稱加上一個定語，則往往造成文化含義的缺位或意義傳達的失真，堅持把自己的文化“特產”去附會外國的產品，無異于自我貶低，甚至毀壞自己的藝術。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中國有饅頭，而外國有面包，如果在翻譯的時候僅僅進行簡單的類比，將饅頭翻譯成“中國的面包”或“蒸熟的面包”（steamed bread），外國人由之可能會聯想到這是指一種特殊的面包，而想不到是用蒸籠蒸出來的饅頭。因此，與其譯為“stamed bread”，還不如直接音譯為“MANTOU”。

　　另一個因為類比翻譯方式而將“中國特產”變成“外國貨”的例子是將京劇譯成“北京歌劇”（Peking Opera）。多年前，中國在巴黎舉辦“中國文化周”的時候，在那里舉辦了幾場專題報告，包括“中國人眼中的法國”“中國的建筑”“中國的京劇”等主題，后來有的法國人說，如果不經解釋，他們會將“Peking Opera”理解為北京表演的《茶花女》《卡門》或《圖蘭朵》等西洋歌劇。名不正則言不順，在這種情況下，其實不如索性按其讀音譯為“JINGJU”。

　　此外，我們對相聲的英文翻譯也是如此，將“相聲”翻譯成“Cross Talk”，不僅不能將這種藝術形式準確地表達出來，而且甚至還存在被誤解的風險——“Cross Talk”還有打電話“串音”的意思。

　　在這一方面，日本對其特有的翻譯方式就值得我們借鑒。日本獨有的藝術形式“歌舞伎”，日文的發(fā)音是“Ka-bu-ki”，其英文翻譯是“Kabuki”。日本還有一種口頭藝術叫“漫才”，日本人也按其讀音英譯為“Manzai”。當外國人如果聽到“Kabuki”或“Manzai”的時候，不會因為聯想而產生誤解，會直接地知道，“哦，是日本文化！”

　　在我與奈斯比特夫婦的對話中，多麗絲·奈斯比特女士還提出在傳播中國時應該創(chuàng)造新的名詞來描述新的事物。但是，由于結構特點，中國漢字不如拼音文字創(chuàng)造新詞那么容易。這一點與英語國家存在很大差異。如：美國一個著名的智庫在概括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時就將“containment”與“engagement”相加，創(chuàng)造了“con-gagement”這樣一個新詞。

　　據一位美國政要說，新詞的意思是遏制性接觸，是一種介于遏制和接觸之間的戰(zhàn)略。我看這個新詞所表達的意思就好比是自動擋汽車的剎車，踩下去就遏制，抬起來就接觸，這是由美國的利益來決定的。而“congagement”應該怎么譯成一個簡明的中國名詞呢？又成了一個問題。

　　翻譯是學術要求很嚴格的專業(yè)，是從一個語言系統進入另外一個語言系統的過程，是一種文化轉化的再創(chuàng)作。

　　要想對其他語種的人講好自己的故事，除了單純的字面翻譯之外，還需要更多地在文化層面上尋求幫助，需要深入了解對方國家的文化習俗和交流習慣，進而找到能夠直達對方心靈的文化表述方式。

　　因此，一個優(yōu)秀的翻譯人才需要具備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高效地跨文化傳播的能力，這是時代對翻譯工作者提出的嚴峻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