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譯文中，有許多韋努蒂認為是明顯的異化因素，其中包括嚴格遵守原文的結構和句法（比如第一句中修飾成分的位置）、仿造詞(把soggiorno譯作 sojourn, indurlo 譯作 induce him)和古語結構(nor could I ever)。在其他段落中，韋努蒂把古語 (如scapegrace)和現(xiàn)代俗語(如con artist、funk)并用，并使用英國英語的拼寫(如demeanour、offence)，這樣就可以用一種“異質性的話語”來刺激讀者。

韋努蒂很高興地注意到，有些對該譯文的評論，對他的“顯形”翻譯策略表示贊賞。不過，他也補充道，有些評論因為該譯文沒有“歸化”(套用他的話說)而對譯文作了 批評。

框表1

盡管韋努蒂大力倡導異化翻譯，他也知道這個策略的ー些矛盾之處，即這是ー個主觀而且相對的術語，仍然涉及ー定的歸化，因為原文進入目的語文化后，要依賴目的語文化中的主導價值，才能顯現(xiàn)譯文對原文的異化。不過，韋努蒂為異化的譯文辯護：這些譯文“[和歸化譯文一樣]對外語文本的解釋同樣是有偏愛的，但這些譯文傾向把這種偏愛展示出來，而不是隱藏起來?！?應該指出的重要一點是，韋努蒂在《譯者的隱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Vennti, 1995)的意大利語譯本的緒言中，把歸化和異化看作是“探索性概念……旨在促進思考與研究”，而不是對立的二元: “兩種策略有ー種非本質的可變性，因此只有在產生譯文及譯文發(fā)揮影響的文化情境中，才能對其加以定義。”根據(jù)韋努蒂的看法，這就意味著這兩個術語的意思會隨時間和地點的改變而改變；不過，有一點是不變的，即歸化和異化都需要考慮譯文在多大程度上將外語文本與譯語語言文化同化，及在多大程度上顯示該文本的差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