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風從歷史的角度對佛經(jīng)的翻譯和嚴復的翻譯行為進行了描寫和分析，揭示了在表面上“忠”的背后還有一只無形中操縱翻譯實踐的手，即意識形態(tài)。在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下，許多譯作與原作的關系只能是“似”。

如果說上述論斷關涉全譯問題，認為全評的標準不可能是“等 X”之類，那么變譯的標準是什么呢？世界上的翻譯活動豐富多樣，我們不能用從一種翻譯活動(如全譯)總結出來的標準去衡量 —切翻譯實踐形式，如果杷視野從語言層面躍上文化交流層面，就會發(fā)現(xiàn)，摘譯、編譯、譯寫、改譯等種種變譯現(xiàn)象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描寫學派關注到了這一現(xiàn)象，所以他們釆用的標準是描寫性的，而不是規(guī)范性的。請看描寫學派所用的一個變譯例子。在德國 travemunde與芬蘭首都赫爾辛基之間，有一定期航班，船上有一種旅游手冊，德芬兩種文字對照印刷，其中三分 之二為翻譯，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紹對方港口的風光，即芬蘭文本向芬蘭游客介紹對面德國港口的風光，德文文本為德國游客介紹對面芬蘭港口的風光。這就是典型的譯寫，譯一部分，寫一部分。結果，兩個本子不完全相同。

劉祖培解釋說，等值論者聲稱其本意并非絕對，然而對翻譯在語音、形式、功能、文體及社會文化等方面苛以“等值”，則不能自圓其說?！敖^對化”在等值論者的闡釋中又完全演變成一個無限模糊、不著邊際、無所適從的標準，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等值” 的存在價值?？傊戎禑o論是針對技術翻譯或非技術翻譯，均不可行，難以令人信服。

看來，“等x ”標準已不能涵蓋現(xiàn)有的翻譯實踐，需要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