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語言的重疊包含普通語言和方言的關(guān)系，在文本的中心共存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共同語（koine）。第一種情況如加達(dá)（Gadda）和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的小說，巴列一因克蘭的《暴君班德拉斯》（Tirano Banderas)，在這些小說中，出自西班牙的西班牙語被各式各樣的拉美西班牙語點(diǎn)綴修飾。另外，如羅薩(Guimar?es Rosa）的作品，古典的葡萄牙語中穿插著巴西方言。第二種情況如阿格達(dá)斯和巴斯多斯的作品，西班牙語已經(jīng)被來自口頭文化的克丘亞語(Quechua）和瓜加尼語(Guarani）在句法上進(jìn)行了深刻的改造。最后還有一個極端的例子——喬伊斯的《芬尼根守靈》(Finnegans Wake)及其由16種語言黏合而成的語言。
在這兩種情況下，語言的重疊會受到翻譯的挑戰(zhàn)。原文當(dāng)中本土方言和共同語之間、潛在語言和表層語言之間存在的張力與融合關(guān)系往往被消除。如何在巴斯多斯作品中保持瓜加尼語和西班牙語之間的張力？如何在小說《暴君班德拉斯》中保存西班牙的西班牙語與拉美的各種西班牙語之間的關(guān)系？這部作品的法譯者沒有去面對這個問題，它的法譯本徹頭徹尾地均質(zhì)化了。阿德拉迪的《叢林畸人》(Macunaima）的譯本有同樣的遭遇，作品深厚的本土語言的根脈受到壓抑（不過這部巴西作品的西班牙譯本并沒有這一現(xiàn)象)。
這是小說翻譯提出的一個中心問題——這一問題需要譯者作大量的反思。每一部小說，即使它們包括社會方言、個人習(xí)語等，都具有語言重疊的特點(diǎn)。巴赫金指出小說聚集了復(fù)式話語(heterology)，即話語類型的多樣性；雜語(heteroglossia)，即語言的多樣性；以及復(fù)調(diào)（heterophony）,即聲音的多樣性（Bakhtin,1982:89）。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說《魔山》（The Magic Mountain）是雜語的絕佳例證。該作品的譯者貝茲（Maurice Betz）保留了主人公Hans Castorp 先生和Chauchat 女士的對話。在原文中他們二人都用法語交流，別有趣味的是，這位德國男青年的法語和俄羅斯青年女子的法語并不相同。
在譯文中，這兩種法語的變體都被納入譯者的法語框架。貝茲的譯文中回響著托馬斯·曼的德語：譯文中三種不同的法語都能令人分辨出各自的味道，每種都有其獨(dú)特的異域特色(foreignness)。這就是成功的譯文——雖有難度但并非不可企及——這是每位小說譯者都應(yīng)該努力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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